免稅店就有賣的！

要知道歷代商人最低賤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開宗明義?！妒酚洝へ浿沉袀鳌返倪@句話，當是晉商乃至一切所謂商幫、商人奔波的核心要義。 當我們回望百年晉商輝煌時，我們應該時刻記住、咀嚼此話，因為，它是研究商業(yè)、商幫行為的核心，一切均會因此而發(fā)生，也會由此而運轉。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人最后成功無比，就認為或者宣稱此君一生下來就兩眼放光歌聲嘹亮，就胸懷拯救世界造福人類的大志。實際上，若真是如此，那必是怪胎，非妖即怪?？上н@個世界上真正的妖怪是不存在的，只有人裝神弄鬼。只要你我頭腦正常，就知道人一生下來第一要務就是活著，然后才去追求活得更好。其他都是后人的意淫或者粉飾。 好，再來說晉商。說晉商厲害，厲害到什么程度？ “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人。凡是有雞鳴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這是山西人的一句口頭禪，經常被頗為自豪地引用。山西人在有麻雀的地方和雞鳴狗叫的地方干什么？經商！謀利！山西商人的輝煌由此而光耀中國。 讓我們撥開歷史圖冊，看看明清時期，資本最雄厚、經營項目最多、活動區(qū)域最廣、活躍時間最長，雄居“十大商幫”之首的晉商其遼闊的勢力版圖： 寧夏，著名的大商號多是萬榮、平遙、榆次、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寧夏“紅黃藍白黑”五寶之一的名藥材枸杞，半數(shù)掌握在山西人開的“慶泰亨”手中。 青海，晉商以西寧為根據(jù)地，頻繁活動于各州縣。 北京，天子腳下京師萬戶的生計更是幾乎全握在山西人手中，糧食米面行——多是祁縣人經營，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營，紙張商店——多是臨汾和襄陵人經營，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以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中國境內各地的民間貿易多為晉商壟斷。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號“六必居”、“都一處”、“樂仁堂”等都是浮山、臨汾等地山西商人首創(chuàng)和經營。此外，四川、云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也都有山西商人忙碌的身影。 在晉商鼎盛時期，從蒙古草原的駱駝商隊到揚州起錨出海的商船，從呼倫貝爾草原的醋坊到貴州茅臺酒廠，都有山西人在釀造、經營；南起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到大阪、神戶、橫濱、仁川，西達塔爾巴哈臺、什噶爾、阿拉伯國家，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他們中有不少人可以用蒙古語、維吾爾語、俄語，與北方少數(shù)民族和俄國人洽談貿易。廣州的濠畔街，多數(shù)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潮幫商人由廣州運往南洋的茶，其實也是先由山西商人在產地收購后運到廣州，潮幫商人再從他們手里購進的。至于長江中下游一帶，揚州的鹽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長江口出海與日本的貿易，也數(shù)山西人最為活躍。山西介休范家，幾乎壟斷了對日本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此外，還有平遙李家，祁縣喬家、渠家，榆次常家、聶家,太谷曹家，介休侯家、冀家，臨汾亢家，萬榮潘家，陽城楊家…… 晉商遺址如今遍及華夏，以晉商商號命名的古舊街巷也在九州隨處可遇。磚塊瓦礫間，百年晉商曾經的輝煌若隱若現(xiàn)：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亳州的花戲樓。以山西商人字號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猶存：張家口的日升昌巷、包頭的復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等等。從黃土高原上負重而來的山西商人的心血和汗水在這里凝聚滴撒：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曾經是捻軍起義的發(fā)源地；著名的貴州茅臺酒是1704年山西鹽商雇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shù)蒯勗旃と斯餐讋?chuàng)的。華夏大地尋常百姓口中傳誦的諺語闡述著晉商曾經吞吐海內外的輝煌與榮耀：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后有朝陽縣”，內蒙古流傳著“先有復盛西，后有包頭城”，西北流傳著“先有晉益老，后有西寧城”……山西商人經商的地域之廣，人數(shù)之多，確實是相當可觀的。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百年間金錢滾滾，不斷地流入山西這塊土地上一些屋宇森然的門戶，一些家族、商號也因而財大勢雄、富可敵國。如大盛魁一家，雇員有六七千人，南隊駱駝可達一萬六千到兩萬峰，擁有的全部資產，據(jù)說可以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侖（蒙古烏蘭巴托的舊稱）鋪到北京。 “祖上曾經闊過”不是虛的，曾經的輝煌讓我們在21世紀了都嘆為觀止。 山西人為什么曾經如此隊伍龐大氣勢恢宏非常牛氣地以商業(yè)的形式縱橫華夏？或者說，山西人為什么經商多？ 孔祥毅先生在《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業(yè)資本》里面分析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山西商業(yè)發(fā)達、商人勢眾的盛況，提出了社會傳說和文字記述的多種說法以及自己的看法與觀點。之所以在此摘錄他的論述與觀點，是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他的闡述比較全面地概括了“山西人為什么經商多”這一問題的種種論點。 第一種，唐王朝李淵、李世民父子起兵于太原，他們的不少好友伙伴都參加了太原起事和建立統(tǒng)一國家的斗爭，李氏父子奪取政權后，這些好友也做了官，后來一些人在官場失意，走上了絲綢之路。“彼時蘇杭綢緞還未發(fā)展，所銷中亞一帶之綢子，多系山西上黨潞安一帶之綢子，以及河南魯山、山東濰縣綢子，其中潞綢最多?！?但是，政界人物失意官場而經營商業(yè)，會不會成為山西人經商多的原因？商人人數(shù)遠比政界人物為多，從唐初山西從政人物看不出與晉商的因果關系，而且也沒有史料可資證明。倒是相反，商人資本發(fā)展，子弟入學讀書踏上仕途的卻有事例，恕不贅述。 第二種，明末李自成的遺金是晉商的原始資本。衛(wèi)聚賢在《山西票號史》一書中說：“李自成入北京，將明朝文武諸臣八百余人持打求金銀，及李自成由山海關敗歸，將所掠及宮中藏的銀器等，熔鑄成餅，每餅重約千兩，共數(shù)萬餅，用騾車載走。清兵進至定州，李自成敗傷……自山西大道上經過時……乃沿南山行走，至祁縣南二十里孫家河時，或者曾將現(xiàn)銀一部分遺棄，現(xiàn)在祁縣尚傳說元豐玖票號股東孫郅系孫家河人，其先人曾拾有李自成的棄金?！睋?jù)衛(wèi)聚賢調查，孫郅的高祖孫高山的墓碑云：“家道中落，未有厚產……乃走關東，經營產業(yè)，漸積萬金”。孫高山是1676年（康熙十五年）到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人，那么高山之父或祖父一定家道富實，“有拾李自成遺金之可能”。晉商萬榮縣潘家，也是清代有名的大工商業(yè)戶。民間傳說，“潘家發(fā)家的起因，是在萊河老城東門外靈青山拾得了一些生金子?！睋?jù)《榮河縣志》“明末李自成一部，曾由榮河城渡河而西去”之記載，潘家商業(yè)資本來自李自成遺金。日本《中國經濟全書》說，李自成軍隊經過山西，把從北京帶來的黃金存放在康（亢）氏的院子里，后康（亢）氏拾得黃金八百萬兩，成了票號資本的來源。 李自成敗退時有無遺金，未見實證，即使真有遺金一事，亦非晉商和商業(yè)資本的來源。因為明代中后期晉商和商業(yè)資本已經有了相當?shù)陌l(fā)展，此時尚無李自成起義，這是什么原因？并且，有機會能夠拾得遺金的人畢竟是個別人，能成為晉商資本的原始資本嗎？恐怕都是附會之詞。 第三種，是著名經濟史專家傅衣凌先生的看法，他在《明清時代的商人與商業(yè)資本》一書中說：“內地商業(yè)資本的發(fā)展，如山陜商人，則靠著龐大的農業(yè)地區(qū)為基礎以其地方的豐富資源，先由農業(yè)上的積蓄，逐漸地形成為巨大的地方商人?！比珖泻芏嗟貐^(qū)農業(yè)條件比山西好，它們的農業(yè)積累自然要比山西多，然而卻沒有形成像晉商這樣的商人勢力。 第四種意見，歷代王朝均以食鹽專賣為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運城鹽池是晉商致富的主要原因。但是，長蘆鹽、淮鹽比運城潞鹽在數(shù)量、質量、銷路上都要優(yōu)越得多，為什么在那里就沒有出現(xiàn)著名商人勢力？相反卻由晉商和徽州商人壟斷了淮鹽貿易？ 第五種意見，認為山西的平陽、安邑、晉陽等地曾幾度建都，是全國政治中心，也是經濟中心，這是造成山西人經商多的原因。其實這都是五代以前的事，宋以后山西未曾建過都，但晉商的發(fā)展卻是在宋以后，特別是在明清時代，這又如何解釋？ 還有人說，山西人貧志劣，貪圖小利，善積蓄…… 我們可以看出，諸多論點與意見，似乎都不能完全成立，諸多說法中并沒有一個讓孔先生和其他先生統(tǒng)一認識的論點。 那么，究竟是什么讓山西人如此大規(guī)模地經商呢？ 自古至今，商人在中國各個社會階層中所處位置是比較低賤的。歷代的“士農工商”，商人總是排在最后一位。“朝廷貴農，而不樂于耕；朝廷賤商，而人日趨入市，則以為商賈之利勝于農也?！?《恰青堂詩文集》卷一)早在戰(zhàn)國時代秦國就規(guī)定私自做小生意的要罰為奴隸，“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西漢初年，規(guī)定商人不能做官、騎馬、乘車、穿絲綢衣服。就連商人的子孫也不能幸免。當時明令規(guī)定：“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除政治上的壓制外，對商人在經濟上的勒索也非常嚴厲，“重租稅以困辱之”。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家園占有名田，違者沒收其田地奴僮。又如人頭稅，“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唐代規(guī)定“工商雜類，不得預于士伍”。此外，國家對商業(yè)活動也管理很嚴。唐代政府征當鋪典當稅、糧食買賣稅“四取其一”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商賈的財產稅，每緡稅二十。甚至死人和蔬菜瓜果過關也要納稅。明代政府在各府、州、縣、市、集都設立了商稅機關“稅課司局”，并到處新設“抽分局”，以加緊對市民和商人的勒索。直到清代，清朝的統(tǒng)治者還說：“……觀之四民之業(yè)，士之外，農為最貴。凡士工商賈，皆賴食于農，故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中，迫不得已，人是不從商的。經商在外，“必適父母，別妻子，離鄉(xiāng)井，淹歲月，歸來無時”，“幸獲多資，走馬牽車捆載而歸，不幸則困死于外者往往也”。 中國人做什么，都愛和文化沾親帶故。其實，細究幾千年中國之所以不崇尚商業(yè)，實際上根源恰恰是文化的因素。在過去的中國，士農工商等級制本質上是儒家道德至上思想在社會秩序上的體現(xiàn)。儒家重視道德，因此在儒家看來，人的社會地位的高低應該是取決于該人的道德水平的高低。理想的狀態(tài)是：道德水平越高，你的社會地位就越高，道德水平高的人領導或管教道德水平低的人。朱子所謂：“君子無小人則饑，小人無君子則亂”。從理想角度講，士是讀書明理的圣賢之徒，當然道德水平最高。商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與當時重義輕利的主流價值觀相悖，商人的道德水平是受到全社會批評的，即所謂無商不奸，唯利是圖，當然道德最卑下。農工兩者夾在中間。其中農民老實本分，故在工人之上。除過這一因素之外，另一方面，歷代帝王總結統(tǒng)治經驗深知，商業(yè)繁榮、城市發(fā)達之際，也往往是土地兼并和高利貸橫行之時，是王朝傾覆之日。因此，總是采取重農抑商政策。 那么，在這種深厚的社會環(huán)境背景中，晉商興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孔祥毅并沒有給出答案，孔先生只是羅列、綜述了相關觀點并提出了自己的質疑，實際是對上述的觀點加以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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